《The Metamorphosis 變形記》
by Franz Kafka 法蘭茲·卡夫卡

有說房子是我們的殼,因此人類的房子無論在空間大小、門窗設計、活動路線等都最符合人體使用。但若你有天突然變成蟲,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殼便成為首要的難關,彈丸之家好比荒謬世界。這個著名的劇情見於捷克作家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是其中被用來譽卡夫卡為存在主義的文學巨匠的作品。卡夫卡的文學世界近百年來已經被研究分析得十分徹底,但小說家和理論家的一個不同之處是,理論家會條理分明地瞄準某主題唇槍舌劍一番,小說家則透過書中建立起來的宇宙、和虛構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來刻劃某種意識形態或主題。在卡夫卡的小說中,房子、方向、空間經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各主人翁所體驗的空間之尺度(scale)雖然各有不同,但《變形記》的整個故事都發生在主角的屋內,而劇本運用過的空間幾乎就限於主角的睡房到走廊至客廳的邊緣。這說明故事的一切張力(而劇情的張力在全書短短三章中絕對不小)都被作者在僅僅數個空間內發揮得淋漓盡致。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是一門在各哲學和藝術範疇都有廣泛影響的思潮,從它發展出來的主題甚多,而在二十世紀初文學領域中肆意盛放的有「荒謬」(Absurdity)概念。何謂「荒謬」?「荒謬」就是小孩餓了你給他石頭吃、心愛的人死了而絲毫沒有哀傷、瘟疫蔓延時世界說沒有瘟疫。它是個人與世界的離異,是對世界的不合理的覺悟。當人未意識到的時候,「荒謬」似乎不存在;但當人察覺到「荒謬」,「荒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或許就像:「一天早晨,葛雷戈·桑姆薩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變成了一隻大得嚇人的害蟲,硬如鐵甲的背貼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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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封面(網上圖片)

全書第一句對身體變化的描述已經強調了主角變成蟲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實也註定不再一樣。葛雷戈做的第一件事是審視自己頓時變得「小了一點」的房間,從四壁、桌子、布料、掛畫甚至到窗外。主角的睡房就是故事的原點。有人把《變形記》的空間視為主角個人意識(conscious)的隱喻,我認為這解釋能說得過去,但是有點過於概括。其實,從代入主角的感受來說,即便把書中所有空間加起來,卡夫卡都沒有貪婪得把主角整個個人意識反映出來,反而是聚焦於主角對外界出於情感和本能作出反應的意識部分。

故事中最顯眼的互動是家人與變成蟲後的葛雷戈之間的衝突。在家人的恐懼、攻擊、可憐和放棄之下,門板之間、沙發底的邊緣和窗邊變成了葛雷戈的心理擴閾(threshold),走廊則是他和外界之間營造張力的場所。主角的睡房 — 他存在的原點,是他與自我相處和從外界撤退的安舒區;在他以頗大的篇幅令身體適應房間以後,打開和通過門板是第一個最艱難的任務,那是他向外界展現變成蟲的自己的時刻。對於變成蟲,主角似乎毫不費力地接受了這個事實,他憂心的還只是工作上的耽誤和他對家庭的經濟承擔。可是,家人對他現身時瞬間的驚恐令房門口成為他最容易卡住(生理和心理上)的空間。一是他從此對踏出房門多了一重顧慮,二是他的身體已經不能讓他在狹窄的門板間活動自如。

在故事中,葛雷戈的家人通常待在客廳,只有妹妹因照顧主角飲食和媽媽忍不住想看望兒子而主動通過走廊來到主角房間。而在主角數次鼓起勇氣想穿過走廊到客廳時,最終都是獲得父親咬牙切齒要把這怪物趕回去的下場。這個在走廊前進和撤退的體驗絕不容易,而且每次都是一個重大打擊。主角不停經歷對家人充滿掛念卻無法得到理解的心情,還有家人因出於恐懼和互相保護而決心對他轟炸。

可是葛雷戈還根本沒練習過後退,笨手笨腳移動得很慢。。。然而葛雷戈最後還是不得不掉頭,因為他驚慌地發現他在倒退時連方向都掌握不了,於是他一邊惴惴不安地不斷斜眼瞄向父親,一邊伺機盡快掉頭,實則動作還是很慢。」走廊中的他是狼狽不堪的,那是由於外界的不接納,向他咄咄逼人。行過走廊的結果,第一次是「他斜臥在門中,側腹整個擦傷了,在白色門上留下難看的污跡」;第二次是爸爸向他扔的蘋果「因為沒人敢拿走,仍然陷在肉裡」然後一直腐爛下去;最後一次是妹妹向爸爸說「這是唯一的辦法,你只要別再以為牠是葛雷戈就行了」。世界最終否定了他的存在。從走廊前進是葛雷戈在世界繼續生存的嘗試,從走廊後退(不管是倒行還是轉身走)是他本能作出的退回原點的反應。

沙發底和窗邊是變成蟲後的葛雷戈在睡房內極依賴的空間。為了不嚇到進來擺放食物的妹妹,他會細心地躲進沙發底,再把床單拉下,避免妹妹能看見他。而在漫漫長夜,他會「把一張椅子推到窗前,然後爬上床台,靠著椅子憑窗而立,顯然只是在回憶昔日臨窗眺望的那種自由舒暢」。還有牆和天花。當葛雷戈適應了自己的身體,他也曾享受在牆和天花爬來爬去,故此這變形的「荒謬」是徹底的,甚至擊倒了他的人類意識。而當他房間的家具被妹妹搬走,之後家人把雜物全扔進來,那個昔日的安舒區都已經被外界改造甚至無視。他本來還能本能地透過空間的界線來維護他個人的存在,但最後只能無力地面對荒謬的一切。而當他也習慣了變成蟲,「葛雷戈」的存在其實也隨即失去價值了,房子的空間對他來說已經毫無意義了。睡房的六個平面,還有日常家具的角落,都因主角的命運而得到了不同的意義和不同的觀點。原來,我們一般不會把一切重新思考,不管是現實的荒謬和空間的想像。那是因為我們不會刻意留意身體與空間的物理關係(非我們習以為常的功能性),還有情緒/情感與空間互動的可能性。

空間與體驗無法分割,而體驗與解讀也必定共存。學者如存在主義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與現象學哲學家/語言學家莫里斯·梅格-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都在空間和語言的關係上有深入的論述。理論家多以結構學結構主義的方式試圖分析空間和語言、解讀的關係,作家則直接在虛構中讓人物體驗空間,體現真實世界中的命題。《變形記》的空間並沒有著眼於任何美學的概念,而是跟主角的情緒緊緊相扣。我們在變成蟲的人眼中看到一個全新的空間,而那空間直接與他的性命和心情掛鉤。誰說空間的建造只有建築學、美學、功能上的參與?空間到了最後,還是得由個人體驗,每個個人體驗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在個體眼中,空間會被解讀、投射、辨認、記住、憶起,我們可以說,小說家似乎比建築師更早洞悉此道理。


《In Praise of Shadow 陰翳禮讚》
by Jun’ichirō Tanizaki 谷崎潤一郎

書、居所 — 它們的營造、流逝和消亡都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美。無論是一字一句還是一磚一瓦,都因被體驗而產生了價值;這體驗伴隨著時間性,而亦是時間給予了故事和建築在某一天可能被瓦解和遺忘的可能性。準確來說,故事或建築的瓦解代表著的其實是某些價值、精神或文化即將丟失了一角。說起「美」的消亡,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陰翳禮讚》適逢明治時代後出版,它對在當時來說面臨被摒棄的日本傳統美學流露了著迷和對該時代的批判。潤一郎生於1886年,曾被六度提名諾貝爾文學獎,較著名的實情是另外幾本長篇小說。只是,《陰翳禮讚》實在是充分展現了作者唯美內涵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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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翳禮讚》圍繞日本傳統美學書寫,作者尤其描寫「 …


《La Casa de Papel 紙房子裡的人》
By Carlos Maria Dominguez 卡洛斯·瑪利亞·多明格茲

在眾多場所類別中,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認為「居所」是進入一個人最深處的重要鑰匙。「居所」有如個人博物館,尤其是對那些曾癡迷某種東西的人來說。對某種事物的愛好讓我們渴望搜羅和收藏,就如一名酷愛綠植者不會介意房間被花草佔據,熱愛下廚的人也盼望擁有各種香料和食材。但若對事物超過了喜愛、熱愛、癡迷的程度,而是到達了對愛好之物產生幻想、瘋狂,並顯露了願意以性命與該物徹底融合,理應難以在今天的城市生態中遇到。

然而卡洛斯·布勞爾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名作家,是書籍收藏者,也是阿根廷作家卡洛斯·瑪利亞·多明格茲(Carlos Maria Dominguez)筆下的角色。《紙房子裏的人》出版於2002年,算得上是本時代的文字。故事開首,文學教授布魯瑪·藍儂從舊書店出來時被車撞死。是的,一名女士抱著一本艾蜜麗·狄金生的詩集,讀到第二首詩時被車撞死。整本書的神秘和瘋狂由此定調,書與人的命運也如是糾纏。強烈的毀滅性衝著故事的開頭而來,一場日光日白下的交通意外,整個場面本該帶著擾攘和混亂的氣氛,但唯一容許讀者注視的是人死前手上的書,和她到底讀到哪一首詩。詩句沒有被節錄,它如那個死者一樣保持沈默,因此,在讀者的角度來說現場一片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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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轉往旁述整理布魯瑪遺物的場面。這時,一本沾滿油垢硬殼和水泥微粒的老舊《陰影線》被送來。書中有布魯瑪寫給名叫卡洛斯·布勞爾的人的獻詞,顯然這個人還未聽說布魯瑪的死,因此送回此書。然後,書冊不堪入目的狀況和旁述的嫉妒情緒令他展開了對仍然神秘的卡洛斯的尋覓。

卡洛斯的身分,隨著旁述的偵查,慢慢在其他角色的描述中現形。沒有什麼驚喜的劇情,書中充斥住的是揭露性的密密麻麻的對話和旁述思索有關書的種種問題。(雖然無名的旁述在幫忙帶動著劇情,但似乎他是誰無關痛癢,這我覺得蠻值得同情。)最後我們發現,卡洛斯是一個為書瘋狂的藏書者:不顧一切地收集書籍、在書的影子下與愛人邂逅、為照料書的寄生蟲問題苦惱不堪、因一次書的意外大受打擊、在渺無人煙的沙灘上吩咐水泥工於房子未成形的框架上,把書籍當做轉頭堆成房子。

「那些圖書將會保護他,為他遮風擋雨,抵禦冬日的酷寒。」

卡洛斯的藏書幾乎是有生命的,他在排放書籍時想像作者之間的爭執,寄生蟲和日後的房子環境與書之間成就了有機的關係。

表面上,《紙房子裏的人》是因書成狂的故事,因著故事裡的紙房子而得名。但作者刻意引述了許許多多的作者和著作,重重疊疊、反反覆覆。。。似乎這文本的本身,便是與劇情無關的「紙房子」。康拉德的《陰影線》一書才是實質上推動整個故事的「角色」,或許作者也只是借卡洛斯對書的痴戀尋覓,實驗性地探索「書」帶給人那無盡的掙扎。這跟《陰影線》所盛載的情感互相呼應。這裡所謂的共通情感,能見於許多南美文學,他們多數寫及阿根廷的獨裁歷史,在那「許多人在馬桶、浴缸焚燒他們的書籍……那時書變得高度危險」的時候。我對阿根廷的精確歷史不熟悉,但可以想像那是連讀書也會帶來危險的時候。這與故事中死去的布魯瑪的學生說的,「是公車害死她的,不是詩」,來了個突如其來的碰撞。從對書的激情到歷史的無奈和對作家們的致敬,作者在書中探索了很多主題。裡面充滿既平實但令人激動的情感,但它們都只是像海面下的暗湧,被故事中愛書人的浪漫所掩蓋。

書的結尾部分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卡洛斯建造房子的行為。以我好不專業的觀察,那裡頭埋藏了極多隱喻,我們還可以猜想房子在未來如何被自然之力摧毀(房子是蓋在風吹雨打之下必然傾散的沙地上)。建築現象學(phenomenology)中常引用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概念,說人在築造(building)的過程中印證自己的存在(being),並棲居(dwell)於天地之間。卡洛斯「築造」紙房子印證了這種建築成形的意義,他在建造的過程中塑造著自己,每一本被當做磚頭的書,就像是他身體的一部分,於外在和內在都成為了他。

書本對那人產生了無法抽離的魔力,而最後還是被毀壞了、不能再讀了,卻在毀壞中建造成房子。


(文章刊登於2020年8月4日明報世紀版。)

小時候天天逛堆滿零食的士多,下課的路上有榕樹和木棉樹,逢星期日擠在茶餐廳的「卡位」內吃沙爹牛肉麵。生活延至港島,喜歡吱吱作響的電車,對上環的樓梯街道和城市風景也難以忘懷。還流連於離島和沙灘;大海的風景和氣味,當遊學在外時仍會不時掛念。從通俗電視劇、文學和日常中,我也認識了這城的獨特性格:同撈同煲的拼搏精神、市井中的江湖義氣、知性和專業的一面。但當然,這城足以令人埋怨或嗤之以鼻的方面,也不是沒有。若數對香港的地方情愫,我們該如何說起呢?每個人的生命軌跡如此不同,我城在他人眼內或許很不一樣,難道個人對地方的依戀純粹是一種過度浪漫?

「我真係好愛香港。」這聽起來有點彆扭、卻又帶著真心、但是理解上來又有點空泛。人與城市的感情是具體和真有其事的嗎?它如何提供建構城市的方向和動力呢?剛好,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著有的《Topophilia》(中譯《戀地情結》)一書,結合了對人類感知方式的科學研究,和對人如何與地方建立「情愫」的觀察。作者開宗明義,提出情感和價值觀是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但決策者往往選擇科學和理論的解決方式。原因是科學易於解讀和歸納,反而情感不單基於個人的表述方式,還取決於聽者的理解;但這並不能抹殺「情感」在各議題上的決定性因素。以香港的城市保育運動為例,最大的推動力莫過於市民對地方的依戀,即使倡議重建者以賠償、遊說、理性分析等嘗試改變反對者的意願,事件大多以一輪悼念和無奈收場。決策者無法聽出口號背後最關鍵的情結,則只能以籠統的歸納作結。得出的結論諸如「在重建中要尊重和重現歷史」、「要找出舊社區的主題文化」、「有建築特色的部分應盡量保留」,對完全熟悉該地區的獨特性的市民來說,這些承諾根本過於空泛。那麼,人對地方和生活場所的愛是如何萌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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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philia: the love for place

我們都喜愛美景。從一架開往瑞士偏遠山區的火車上眺望,遠方一道陽光照亮了一群雪山。山峰和陽光似是寧靜地相處,在輕飄飄的空氣下凝住了。從無人的車站沿路上山,一下子便進入了突如其來的霧中。霧中能看到的路不遠,突然一群影兒晃動,伴隨有節奏的踏雪聲,原來是一群野鹿在山坡上奔馳。。。。。。旅途上不乏令人驚艷的審美體驗;顯然,這會令人喜愛一個地方,但個案研究指出,人對純粹的美而得到的快感並不長。單純的美不足以令情感深深植根,「香港真係好靚」也只是我們對地方情結簡化了的表述。

說起旅行,巴黎羅浮宮內的《蒙羅麗莎》前總是站滿朝聖者(和他們的照相機)。我自問對達芬奇認識不深,所以看不夠幾秒就失去興趣。倒是來到印象派畫家莫內的舊花園,能待上一整天。那時,一名日本畫家在附近辦展覽向莫內致敬,他應該名氣不大,但我卻願意仔細鑑賞他的作品。因我曾了解過莫內的生平和喜歡他的繪畫技法,因此對有關聯的事物都感到親切。如此一來,感知作品不再限於單純的感官享受,也是因理解其意義而產生的珍惜和接納。同樣,若場所能令人憶起對現社會來說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或提醒著我們認同的信念,我們的地方情感便更深入。在地方設計中,單說「保留歷史」顯得不負責任,因為歷史事件有很多,設計者必須去了解使用者的身分和知識面,才能挑選出對人來說有具體意義的歷史元素。人對地方的依戀包含精神上的鑑賞,是對社會長久以來實踐的信念和歷練的認同。

總有人會以宣揚某些價值來施展號召力,而一座城市的生活可能性,正正反映實踐的成敗,是城市自身的測謊機。深水埗南昌街近日的轉變正好成為有關熱話。在沒有刻意的發展下,南昌街上出現愈來愈多有「文藝」品味的店舖。深水埗的集市文化本來便吸引不少人來尋寶,低價消費是其引人之處。有機且附合消費者品味的轉變或無不妥,但結果是否開始令某些階層無法於原區共存呢?現代城市離不開消費,消費之「價」的闊度可反映地方的共融程度。它直接影響人的選擇和體驗,那麼深水埗這在變與不變之間的「情人」,是叫原本的伴侶繼續感到被接納,還是終於要卻步,完結一段感情呢?可能,我們要找出別的可能性。

了解人與地方的情結時,千萬不能忽略一個事實:每個人的生命體驗都是獨特的。體驗除了由客觀事件和環境構成,也因年齡、性別、知識面、人際關係和性格主觀地形成。因此,不論是進行集體活動的市民,還是把握權力的領袖,都容易陷入一些錯誤假設:既然我們都熱愛某地,那種愛都應該十分相近,甚至因此作出的行動和願意擁護的東西都傾向一體化,效忠於同一個信念。《戀地》中有兩點揭穿了這個假象:地方的愛和帝國的愛有所不同,本質也不一樣;而熱愛同一地方的人很有可能意指不同的地方細節,他們的社會體驗更可能從未重疊。

能讓人建立情感的地方必有適當的尺度,因為人難以對千里之外的版圖有深刻的生理感受。蒙古人能稱為「家」的可能在高原的界限之內,重慶人則屬於山巒之間,歐洲內陸對愛琴海諸島上的人來說也因缺少大海而遜色。以上都是因家族歷史和成長經歷累積的情感,環境為人找到定位。相對之下,帝國之愛由權力和政治而生,若版圖超出了人的感知尺度,人會借用具永恆性的土地特徵來象徵他們試圖宣揚的帝國主義。在中國說起黃河,有些人會直接聯想到帝國的宏大,還以此為身份象徵,即使他們或從來沒親眼見過。這種情感明顯與生活體驗是無關的。但歷來的統治者為了建立所謂「帝國之愛」而嘗試操弄「地理象徵」甚至地方歷史也屢見不鮮。

其實,地貌與我們的身體接觸也成就了好些象徵意義,從而演化成切身的「地方之愛」。我們這群人應少不了海灘的體驗。人喜愛把身體陷入沙裡,感受完美的包裹和微微的重量,好像一種對身體的包容和接納;沙子吸收了一整天陽光的話,還份外溫暖。海邊的沙(不是沙漠的沙)因此帶有接納的意味,就像山峰能磨練人心,柔軟的草坡、獨立的島嶼和寸草不生的荒野在熟悉它們的人心中埋下了重要的心理象徵。

地貌的永恆在城市生活中已無法再被體驗,因城市不斷變遷,更永遠有擴張的傾向。人都不希望固有的美好被改變,所以「城市」的角色是與這種渴望相矛盾的。幸好發展出城市和鄉郊的概念,他們之間存在一種互補,才不會把人逼瘋。更慶幸在這彈丸之地,城市毗鄰郊野和鄉村,我們的山林也尚且保存原始風貌。《戀地》作者認為,郊區和城市共存,大大促進人對地方的愛。因為,在郊區的我們最後還是會嚮往城市的多姿多彩,而在城市的我們則想念田野的悠然。由上世紀的英國詩歌,到漢朝末年士大夫的著作,至浪漫主義時代雅典人的感悟,作者看出了城市和郊野擁有無法取締的魅力,與城市人對他們的矛盾之情。所以,當我們設計和發展都市時,也著實要考慮郊野的存在;不管有多少綠化成分,城市永遠無法取代郊野。它們之間關乎現代人的心理需要。

地方的愛對人意義重大,它是身份、調劑、生活的信念和人與人間的聯繫。因人的差異和獨特性,我們難以把地方的愛以令人滿意的方法排列;但當細看過它的產生、構成條件和被體現的可能性,我們不可能再自以為是地以為,是人類操縱的城市和權力催生了一切歸屬。人不可能口稱保留歷史和美學,實質上卻把審美和歷史限制在單一的角度,便期望別人延續對某地的熱愛。我們也不可能把城市或郊野完全凌駕在另一方之上,而覺得人的生活會因優質建設而滿足。更不可能把象徵建立在人從未經歷的東西上,而獲得最深刻的擁戴。在城市建設和人口膨脹的洪流裡,作為普通市民,希望不會忘了自己的獨特,和那些令人感到幸福的地方特質和自豪的文化價值。作為設計者,還望聽到更多沒有「被代表」的聲音,那是用生命的時間在一個地方寫上的答案。


(文章刊登於2020年5月26日明報世紀版。註:報章版含錯別字 —作者投寄原稿為「只要是人能相聚或自成一角」,非「只要是人能相聚或自成一國」。)

還未能在疫情中鬆懈,又政治環境仍在波濤洶湧中,短短幾天的新聞都足以令社會再次陷入躁動和不安。我也不禁自問,在這些時候談生活、場所、空間種種,有什麼意義?我們還有什麼資格著人關心規劃和建築師的「份內事」?作為「小薯仔」的我沒有拯救世界的良方,只能一談城市與民主參與的關係。城市空間蘊含美學、社會學、建築學等,但就在我們對設計誇誇其談的時候,常忽略了城市空間的另一個面向:它們(不論私人、公共、半公共還是偽公共)皆完全是政治和公民意識等角力的舞台。我們談論過好些場所概念,行內和學術界也不乏高明的設計策略和評核指標。既然設計者有足夠能力應付,為何大眾還需要參與討論呢?

這要回到場所營造的目的。良好城市空間最基本要提供舒適的環境,讓空間發揮基本功能,滿足大眾生活:運動、社交、學習、工作、衣食住行。可是,我們都習慣以使用者的角度討論城市,卻忘了在一切誕生之前所擁有、策劃、營運、設計、撥款的人物視角。細心理解一下香港建設的起步點和慣常設計過程,相信絕不難發現,與城市空間緊緊相扣的是社會資源分配(項目必須得到資金撥款和土地)、營運價值和管理策略(從政府總部的「門常開」概念到公民廣場邊圍起的鐵欄)、持份者欲打造的地區形象(西九龍的「文化新天地」和舊啟德的「核心商業區」等)和對使用者的定義和包容度(如無障礙設施便假設殘障人士為使用者之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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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於2020年5月19日明報世紀版。)

從前,我有很多時間在窗前渡過。小學、中學、大學,般過幾次家,仍然如是。那是因為床頭總恰好頂著窗子,剛醒來或無聊時躺著,就是盯著天空放空的時候。伏著身體是不同的,唯有在最自然的躺臥姿勢(床當然是用來「躺」的),我收集了很多雲的回憶:小學時在「上格床」看烏雲和閃電,中學時在跨上了窗台的床看兩朵白雲賽跑,大學時對面大廈在潮濕的雲霧中隱藏。並不是每扇窗都能符合這種體驗,因為躺臥的位置必須緊貼著玻璃,玻璃也要到天花那麼高,才能達到眼角看不見窗子邊緣、以為自己漂浮在室外的感覺。我在這種角落裏做了許多白日夢,或許產生了寄託,令我在以後為自己房間佈局時,都喜愛把床延伸到窗子旁。

“For our house is our corner of the world.”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詩學》的第一章如此說。「角落(Corners)」是我最愛的章節,作者反思:房子裡我們喜歡藏躲、獨處的每一個「角落」都是能進行無窮想像活動的空間,是房子萌芽的地方。回想你的住處,也曾有過份外鍾情的「角落」嗎?曾提及「場所」是被賦予了意義的空間,是令人流連和感到歸屬的,所以毫無疑問,巴舍拉筆下的房子和角落,全都是讓白日夢誕生又誕生的「個人場所」。(角落」不在此詳述,否則會沒完沒了。)然而,巴舍拉的「角落」擁有截然不同於前兩篇文章提及的場所特徵。研究現象學的巴舍拉聲稱他只關心空間的「意象(image)」而非「隱喻(metaphor)」,因為「隱喻」不是想像力和詩意的產物。或者說,若將他的「角落」與我們談過的種種「場所」比較:場所分析中的符號有普遍性解讀,亦即已化為集體潛意識而非個人想像;族群由身體和地域發展出來的場所精神和語言則過於約定俗成,不是偶然發生的「現象(phenomenon)」(參「尋找都市場所」系列之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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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在筆伐我們之前看過的理論,但其實並沒有否定其他學者的觀察,那到底說明了什麼?在這對比之下,我們這些旁觀者反能看出有趣的一點:「場所感」除了在集體文化中產生,也必須在個體裡形成。「場所」不只是公眾利益,也是滿足個人情感的,因為人「以重活『庇護的回憶』來安慰自己」,和在「退回他的『角落』」的過程中找到樂趣。

私密性在公共場所的延伸

在建築或城市設計中,我曾想過一個(頗多餘的)問題:我們該為滿足集體還是個體而設計呢?建築師身為個體,他能投射自己或某個體的情感嗎?場所設計應該更客觀還是主觀呢?曾在本科時利用了很主觀的雕塑模型為設計造型,但本科三年級的我總覺得設計必須「完全客觀化」,因此在每次介紹都拿出重新包裝了的推理邏輯,得到的評價一般不錯。卻在一次海外場合首次被人覺得「過於嚴謹」。以後又屢次遇到一些香港評論建築之人,在評論學生的設計時,似乎傾向避開回應較「主觀」或「浪漫」的部分,令好些或許有潛質的概念和理論無法被納入論述範圍。由此產生以上的疑問。

進行碩士畢業設計那年,在跟一名本地作家的對談中得到了解答,就看你覺得算不算。他談的是寫作,但寫作可類比空間創造;故事之於作家,有如建築物之於建築師。說到書寫城市的視角,董啟章說:「描寫一些事物時,有些人會視它為廣泛互通的事物。像我寫家裡的電視機,除了是我個人的電視機,也是電視機跟一個時代的人的關係。每一個物件都有這兩面……像是把接觸和感應那些物件的主動權還給擁有者本身,而不是物件去界定人。」而在作者(設計者)和讀者(使用者)的主觀解讀上,他又說:「很多人認為(西西的)《我城》是在寫大家的城市,而這個理解也已經非常廣泛……但其實西西並不是寫『我們的城』,而是一個個人化了的城。所以我有我的『我城』,你有你的『我城』,大家的『城』未必是同一個『城』,就算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也不會完全是同一個樣貌,因為都屬於自己。」

以此類比,「場所」終會屬於每一個個體,但也屬於群體,因為公共空間就是由許多個體的經驗混和、融合、擦肩而過的風景。但城市空間的靈活度比文字低,它不像完全柔軟的殼,能任由用者的想像力棲身。因此場所設計必須採取平衡,斷不能讓私密性在公共領域中完全消失,也不能只滿足個人而失去公眾的活動可能。尤其在土地資源匱乏的香港,基層居所狹窄,公共領域便成為房子的必要延伸。在市區邊緣,可能更易找到獨處的空間;但在喧囂的鬧市中央,是否只能付出一杯咖啡的價錢,以消費換取一個座位呢?即便快餐店免費給你一個座位,實際上你也受到私人物業的監管。我們真的能營造一些「場所」,是能同時擁有公共和近乎私密「角落」特性的嗎?

是「我」也是「我們」的場所
「/因我們在我們不在之處。(/For we are where we are not.)」這是《空間詩學》第九章「內與外的辯證」開首引用的詩句。因我們在這裡,所以我們便不可能在那裡。當「我」在角落裡,一切在「我」以外的都不屬於這角落。若門的這邊是內,另一邊就是外。若要看見盒子的裡面,就要先隱藏盒蓋的外面。極「玄」的說法,是在說明空間的關係和體驗是相對的,而人作為主體將改變空間的定義。「閾」(threshold)就是決定這些關係的一個重要元素。「閾」指的是區分空間的界,它的體驗可短促如一道牆、一個玄關、一個石階;也可化成走過一道走廊、一條長梯所需的時間;亦能存在於人的想像裡而不需「穿越」,像一扇窗、地板上材質的轉換。人需要有形無形的「閾」來定義自己所在之處,才不至於感到「out of place」。有人對這些「閾」特別敏感,雖然我猜想每個人都是,或者視乎你有多感受到自我的存在。很喜歡作家韓麗珠的《回家》,她彷彿反覆唸著房子如何成為她和自己、愛人、親人和貓之間的關係的延伸。作家把自己對空間的公共和私密性那模糊但獨特的感受用語言描繪了出來,使這些容易忽略的感受具體地浮現。設計者該從人的感受出發,留意空間的區分和微細關係。


(文章刊登於2020年5月12日明報世紀版。)

有說眼睛是「靈魂之窗」。且不論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如何從古代便造就了眼睛的地位,就看較通俗的說法,像《1984》中「老大哥在『看』著你」、《聖經》裡「眼中的瞳人」(apple of the eye),甚至現在的廣告產品要「吸睛」、instagram的「眼睛糖果」……可見眼睛集了權力、情感、社交和審美的角色於一身。現代社會的確把視覺體驗無限放大,但我們對世界的感受真是視覺至上嗎?對現代城市被視覺主導的批判不需盡列(法國思想家居伊・德博 Guy Debord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是經典例子),倒不如談談我們的身體與城市。

很喜歡從嬰孩觀察人的原始行為。剛出生的嬰兒眼睛還未張開,除哭喊以外就是循著媽媽的身體尋找母乳。對嬰兒和幼童來說,母親的碰觸和氣味似乎比眼神更能帶來安全感。當目睹小孩如何天天抱著同一條毛毯,晚上要求在身體碰觸下入睡,便知道皮膚和鼻子原是我們十分依賴的器官。但自從「透視」概念在文明社會裡出現,視覺成為了進行判讀和創造的中心工具;與其依從原始本能,理性觀念反教導人如何運用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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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知覺在設計過程的運用

如此一來,城市設計者如何創造空間也必然受自身的感知習慣影響。在建築設計過程中,實體模型的製造過程本來讓設計師有親手模塑空間和材料的機會,完成後也有立體空間進行批判。但是,在本地建築行業中,已較少見到探索性的模型製作,更多是為客人和公眾羅列選項和解釋定案,製作也由模型公司代勞。而在設計圖紙上,建築師需要運用想像力決定空間大小和佈局,因此設計者對空間體驗的觸覺很重要,而他們自己如何體驗空間也構成他們的做法。另一影響城市如何被設計的因素是建築條例。香港建築條例的嚴謹是世上數一數二的,「數字」輕易成為鐵一般的規定。當然,數字以外還是有設計空間,但在忙著滿足數字和各種要求時,設計者在判讀空間時或不經意轉換了感知模式。行中常聽到”rule of thumb”(法則),金科玉律給了安全的界線,但是否發揮到空間的可塑性和滿足到人之為人的整體體驗則不得而知。

刻意提到人「之為人」的體驗,是因不能忽視城市和我們作為人類的關係。上一篇文章提及現象學和人文地理學對「場所」的獨特研究角度,其中一個概念是身體記憶。研究者有不同的說法和理論,但同樣指出當人進入一個空間時,運用的是整體的知覺(perception) 、情感和記憶。不同動物受身體構造和行動方式影響,對空間的體驗不一樣,有沒有什麼是人類沒留意卻悄悄發揮作用的身體意識呢?

來自原始地域的身體記憶

不少場所分析(topoanlysis)學者都認為我們的生存本能仍存在於今天的空間體驗裡,這當然會被越趨「去人化」的城市所剝奪;但某些場景還是會喚起本能的解讀。有沒有想過為何「無邊際泳池」給人舒暢的感覺?為什麼在丘谷中的感覺稱為受庇護或不安,在山頂寬廣的平台則有居高臨下的安全感?為什麼長廊陰影中的拐彎處顯得陰森,盡頭開闊的花園則引人步向?英國地理學家傑・艾普頓(Jay Appleton)對這些環境判讀提出了「瞭望-庇護(Prospect-refuge)」和「棲息地理論(Habitat theory)」,解釋人對環境的偏好總是符合生存和尋找優良棲息地的本能。如理論成立,我們可以透過了解哪些空間構築(tectonics)令人傾向聚集(如稍微凹下和受保護的空間),哪些空間能引人繼續探索(如錯開排列的牆壁),從而設計具提示性的場所空間。場所應該鼓勵人進行身體探索的。


(文章刊登於2020年4月28日明報世紀版。)

眾所周知,香港人口密度近全球之冠,高密度的居住環境令公共空間設計變得關鍵。我們築造城市,城市也同時築造我們。因此,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這個由我們參與模塑的城市,附合香港人的生活期盼嗎?城市規劃設計的討論似無邊大海,讓我們這次只聚焦於一個主題:空間和場所(space and place)。這個好像很學術和抽象的主題,其實是你我在過活的日子中不斷尋找和惦掛的東西。

「空間(space)」在物理上是那包圍我們身體、容許我們在其中建造、擺放、劃分、活動的,而「想像空間」是沒有形態的、能以思想創造的、虛構和假設的。「場所(place)」則可以理解為一個有「意指」的「空間」,如特定的位置/地方(a place)、有價值和佔有席位的(has its place)、在特定地理位置上生成的(it takes place)、有意圖地設置的(to place something)。可見「場所」是「空間」的昇華,是被賦予了意義和價值的空間,而且進入了個人或集體記憶裏的。

「場所營造」的主流論述

「場所」的重要性是現代論述中的共識,因此「場所營造(place-making)」 是城市設計者的目標之一。在主流論述中,「場所營造」像一種魔法,它會把人聚集起來,催化空間的使用和歸屬感。它被視為一種規劃概念,常被回溯到美國1960年代保護公共場所的社會運動。在當年堆土機式的規劃下,珍.雅角(Jane Jacobs)宣揚人本、安全、多樣化等的公共空間要素。同被現代社會高舉的還有規劃學者揚.蓋爾(Jan Gehl)。他較有名的著作《建築之間:公共空間生活》(《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中陳述了不少重要論述:社交接觸與健康福祉(well-being)的關係、空間構成與人群參與傾向、合乎人體尺度(human scale)的空間設計、不同活動的空間細節和舒適的場所等等。書中還附有數據圖表、空間圖解和從生活環境拍攝的案例加以敘述。這種來自觀察、統計的論述是可量度的,更因不難直接應用,而深得設計者的歡心。

在香港的規劃設計中,能隱約看到珍和揚提倡的概念的同類觀察,他們的規劃性角度適合用於制定社區和街道空間的策略。這能見於中上環古蹟群活化帶來的城市生態和坊間團體透過社區活動促進的鄰舍交流;政府發佈的《2030+》規劃研究和發展商在研究新項目時,也以「場所營造」為一個重要指標。既然「場所營造」成為了香港城市設計的重要一環,那麼它的「魔法」完全湊效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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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後的利東街,「場所魔法」湊效了嗎?

場所的現象學 回到根源

關於「場所」,其實還有另外的論述很值得思考,我甚至認為今天的香港實在需要這方面的討論。說的是現象學(Phenomenology)和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在建築學中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有挪威建築師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和華裔美藉地理學家段義孚。相比以空間策略和行為觀察出發的場所概念,現象學和人文地理學把焦點放在人的知覺(perception)、身體記憶、認同感(identity)、場所精神(genius loci) 、場所分析(topoanlysis)和符號學(semiology)等等。必須抱歉地承認,這些概念十分抽象,我們在以後繼續探討;但在這些論述背後,它們都指出了我們-人對「場所」的原始期望和寄託。還有「場所」與身體記憶的關係,即是地景符號如直線、曲線、門、走廊等,其實在我們的語言和認知中已經有特定的解讀方法。這些學者沒有直接去尋找「場所」如何「重新營造」,而更傾向思考「場所」從哪裡來,我們是否能尋回它。

「場所」其實在我們開始建造的那一刻便存在了。這是諾伯舒茲常引用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主張,他把帶著意圖的築造(building)理解為人之所以存在(be/being)的行為。這是哲學層面的「場所」定義。諾伯舒茲把「場所」進一步拉近生活,指「場所精神(genius loci)」已蘊含在生活和文化根源中。他認為「場所精神」可以來自當地的獨特地貌、族群的經驗和他們自身語言、形成的生活習慣中。由於這些元素必然因地域而異,所以人的認同感和以地域劃分的「場所」有關。真正的「場所」也是詩意的,因為它是一種現象。它不一定需要策略才能促成,也難以刻意操控。雪花落下或那熟悉的氣味飄過,這也足以突然為人迎來一絲感觸。人不就是因被觸動所以留戀嗎?我們努力營造場所,不就是希望人流連、歸屬、與共同生活的人建立默契和連結嗎?所以,場所營造的答案不只存在於未來,過程中也需要回到地域的根源和自身。現象學就是回到事物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文章於2020年4月19日刊登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

一個新型肺炎,在短短幾個月間,對人類開了天大的玩笑。全球化下彷彿沒有了邊界的生活頓時崩塌了。無形的界線開始豎起,人們留在居所內,在衣物緊緊的包裹下上班,週末也寧願足不出戶。自從疫症開始在西方蔓延,「在家工作」(home office)成了全球常態,甚至有行業完全停止運作,員工只需乖乖留在家中。香港的情形「好像」樂觀一點,許多人恢復回辦公室工作,餐廳亦有人光顧,只要保持適當距離、勤洗手、戴口罩。

停止了一切社交活動,我也和大家一樣,閒時便瘋狂刷著臉書和instagram,看看別人都在做甚麼。少了出外吃飯,人人都化身成「廚神」。看見社交媒體上令人垂涎的美食特寫,似乎大家都可以出版作品集了。有許多熱愛音樂和藝術的朋友,不論在本地或海外的,都開始頻密創作,自娛也好慰藉別人也好,新鮮作品源源不絕。更不用說一眾youtuber,簡直進入了最多產的時期。

早前紅極一時的超年輕youtuber(自稱「雞丁」的小孩和眾多其他),在無止境的停課生活中發掘出許多靈感,也趁機提升影片製作的造詣。至於沈醉思考的朋友,除了找到更多社會題材,也開始在網上進行公開研討,包括詩歌、文化、旅行、哲學等等。一向被地點局限所以乏人問津的對談,成為公眾「一按即達」的平台。還有需要大量活動卻被禁足於家的「小小孩」,父母們除了要應付工作,還要絞盡腦汁,為他們構思益智身心的活動。在朋友的例子中,我看過室內「露營」、「胖虎式」K歌演唱會、家居障礙賽、廁紙層層疊和家務助理訓練。除此之外,每個家庭都起碼委派了一位「抗疫研究員」,留意家中口罩、酒精、廁紙和食物的來源和存貸。

生活常規中忽略了的

觀及以上,相信不只我一人有如此觀察:我們在隔離中賺取了享受生活和陪伴家人的時間。表面似乎就是那麼簡單,但我也不禁去問:這突如其來的現象,是否揭示了我們在稱為「生活」的常規中忽略了甚麼?這種「新生活模式」有甚麼特別的意義嗎?這段日子為我們帶來的除了時間,還有甚麼?若暫時撇開對前線醫護和病者的情感(醫護人員絕對是現時全球社會上冒著最大生命危險和精神壓力的人),有人開始為這種「新生活模式」感恩,因為平時沒法享受的居家生活竟然在此時得以實踐。

說到「實踐」,我想說說一個源自古希臘的哲學概念-「praxis」(πρᾶξις),中文也是譯作「實踐」。從我淺薄的認識來說,這不是特別高深的概念,因為實質上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活出這種過程,只是我們沒有給過它一點注意而已。語言的意義從來都在演變,因此容許我以可能有失它本義的說法來借用praxis這概念。「praxis/實踐」可以簡單地解為「自由人」進行活動以達至更完善的一個過程,也有理由相信英文字「practice」是由「praxis」演化而來。以「practice」於今天可解為練習(技能)、實踐(思想)和作業(職業)來說,哲學巨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眼中的「praxis」也包括理論思考(thinking/insight) 、製造(making) 、和使用/做(using/doing)等方面。

科技操控下做自由人

如此一說,似乎我們也真的每天在進行各樣的實踐。然而,值得留意的是「praxis」中那帶有反省、批判和取捨的意識。因為有自由意志的人,天生都會渴望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方法,使作業更完善、真理更清晰、動作更純熟。那樣,我們就能從「實踐」帶來的改變中,最後得到滿足和快樂。因此,在一些理論家眼中,自由人日常的「實踐」其實也帶有「革命/革新」的意味,那些理論家包括馬克斯(Karl Marx)和髙舉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自由和革命(或革新),在所有歷史極權之下都幾乎以槍林彈雨的方式發生了(因為權力帶來的貪婪和固執實在強大);但對我們來說,簡單如研究如何烤一個好吃又好看的心太軟,也表露了我們流在血裏的革新本能。自由、快樂、想像、創造、意義、美。。。可能就是「實踐」值得被觸及的原因。

看來,「praxis/實踐」不困難也不沈重,因為它就是我們的習性,除非我們思考和革新的權利被壓抑,又或者生活環境已沒餘下多少想像空間。相反,它提醒了我們在日復一日的營營役役中,留意一下自己稱為「生活」的事。可是,你或許會心生不憤,因為大部份的我們都不是天生幸運兒,可以隨心做想做的事,找到自己熱愛的工作。我們把時間賣給公司,換取交了房租後也所餘無幾的金錢。現實總有可悲的成份。在堪稱為科技生態(technological ecology)的城市環境下,我們在某程度上也被科技操控了:早上如何讓自己起床、在規劃好的路線走動、嚥下有可能來自任何地方的食材、吸入不友善但無法避開的污染物。如此一來,那個能「實踐」生活的「自由人」還在嗎?

重新掌握生活

就在此時,一個新型肺炎,在短短幾個月間,對人類開了天大的玩笑。它把我們與部份既有的生活模式打斷。

我們開始留意食物和衣物(包括口罩)的來源;終於親手揉合麵團和見證它發酵;在舊照片中回味旅行的記憶(而非急不及待追逐下一次旅程);也在家中踱步、重新審視盆栽的擺位;甚至創作家居空間的新使用方法。海德格有名的理論 -「棲居」(dwell)與「築造」(build)的關係,終於在我們帶有意識的日常活動中存在,也令我們有意無意地,片刻注意到自身的「存在」(being)上。不知你有否留意到,這種帶有意識和意圖的生活擁有更豐富的情感,體驗也變得深刻,也是隨意的、帶來選擇自由的。我們也讓許多事物有了難得一時的喘息:空氣、森林、地下鐵車廂、旅遊勝地,就連印度也因為空氣污染驟降而重見喜馬拉雅山。生活和空間與我們髮膚的互動一直以來有如被遺忘的雜音,我們曾不加思索地任由它刺激我們的感觀。而現在,我們竟然把身體當作脆弱的瓦器,珍惜地呵護著,仔細找出還未清洗乾淨的毛孔。(當然,我們不應鼓勵極端的消毒習慣。神經質的抗疫習慣可能只因為對自己的生活缺乏掌握。)

現在,我們算是對「實踐」生活有了一層新的認知,不知這會如何改變你的生活眼光。是會更努力擺脫現代生活"非自由"的操弄嗎?還是會希望自己的生活更有「深度」、「審美」和「批判」意義?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就像我對很多事都似懂非懂一樣。但既然「實踐」的對象就是日常,可能我們只要繼續生活就好了。在有空的時候惦記一下自己和喜愛的事物,問問自己:今天有沒有浮現過有趣的想像,有沒有新的點子,有沒有甚麼興趣或技能久未探望。不知你是樂觀還是悲觀主義的支持者,無論如何,我們不確定未來的城市會不會對想像力進行壓抑,科技操控和自由選擇的協商將進入怎樣的平衡,這絕對需要設計者和教育家努力思索。空間不應是一個個硬化的模板,我們習慣看住所為「幾房單位」,好些樓則也令床鋪的擺法受限,這實在是十分無可奈何。生活也不會每一天都那麼浪漫,長期的隔離已經令人將要「發霉」。然而,和閱讀這種行為一樣,空間需要使用者的參與,才能使「想像」產生,再化為「生活」。讓我們用這段受限的時光盡情想像吧,把棲身的房間在白日夢中整理一遍。「實踐-praxis」的靈感總會以不同的模樣在瞬間出現,抓著了便擁有了。


(文章刊登於2020年4月15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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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source: Wikipedia

面對新型病毒,社會間冒起一大堆與數字有關的問題:病毒潛伏期有多久?傳播物能散播在幾多米內?病毒在物品上存活多久?應該與他人保持多少距離?坊間的答案也是應有盡有:港大公共衛生學院教授稱要與人保持1米距離;若無口罩則需6個階磚,即1至1.8米距離;美國學者稱0.5米便可;資深大律師更提倡立法限制不得多於4人聚集和人與人間保持2米距離。對於病毒存留時間,有報章稱研究指出冠狀病毒在皮膚上能存留1小時以上、於布和金屬為72小時以上、於玻璃為60小時以上。報導也稱肺炎潛伏期平均是1至14天,95%個案的潛伏期為7天內,但是也有潛伏期異常長的個案。還有一堆算術題:每人一天用1至2個口罩,一家四口要乘以4;因此一盒50個的口罩,除以8便知道多久會被全家消耗掉。此外還有不同貨幣的兌換率、訂購期、運送期和一大堆令人頭昏腦脹的數字。似乎,掌握了數字就能掌握解決方法。

這些疑似十分科學化的個人防疫措施,到最後不外乎是金錢、距離和時間的控制。可是,除了金錢以外,我們真的有應用這些原則的能力嗎?實不相瞞,話題將要被我牽扯到另一處。不論是令全球風風雨雨的肺炎,還是六年前的佔領運動,甚至只是城市生活的觀察,都能體現出城市生活裏一種技能的喪失──用身體感受距離和時間的能力,文中暫且稱之為「距感殘障」(歡迎建議更好的稱號)。說起距離,有些文人已在抗疫生活中將它理解和分類: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距離和人與自己心靈的距離等等。專家在疫症中友善地提出了許多關於距離和時間的建議,也有科學佐證,是十分確實的。似乎只要嚴格執行即可。可那些距離與時間的原理在今天的城市與全球化模式中真的能直接應用嗎?現今的人類如何參與於城市環境中,和現代生活如何影響我們的距離和時間感,會讓我們得心應手地掌握到專家們的建議嗎?悲觀地想,若我們果真是患上了「距感殘障」,肉身在城市中也失去了感受距離和時間的自主權,一切理論都變得沒有意思。

在一次訪談中,一位香港作家提及活在香港的地域體驗上的限制。他說,對於很多國家的人來說,他們的地域體驗可能是:從某一個州份長大,然後到另一個州份讀書,再到另一個州份工作。如此一來,他們擁有大幅度移動的地域經驗。可是在香港,我們「移來移去」可能也只是「由旺角搬去粉嶺」。這令我想到,其中一個令我們患上殘障的原因就是這個城市的構造,與我們長年生活於此所受的影響。不只是物質上的構造(始終這裏有山有水,可以感受的元素還是豐富的),還有生活模式的構造。在大學念本科時的一個學期,我在想地下鐵的交通模式如何剥奪了我們體驗距離和時間的能力。物理公式s=d/t告訴了我們:速度、距離和時間能互相影響。這不單在說明高速運輸的發明如何為人類賺取了時間,也說明我們對距離和時間的體驗從此將被扭曲。在漆黑的地洞中,金屬箱子以乘客不掌握的速度穿梭,沒有室外的景物作對照,我不知道每一趟旅程走了多遠。若要我描述每個站之間的距離,我只能說「平均兩分鐘一個站,過海那一程會更久」。就算是像觀塘線、東鐵綫的地面路段,我的距離概念也只是「大學站至大埔墟站的車程特別久」。許多香港人應該還記得2014年佔領運動時期在馬路上的體驗。不管是抗爭者還是打卡的觀光客,不少人都一嘗了沿著馬路由灣仔走到中環的滋味。那是近乎超現實的體驗:在摩天大樓間亳無車輛和路燈的阻擋下,走在極開闊的道路上,對寸金尺土的香港生活來說,這絕對是種奢侈。在那一刻,人擺脫了城市建設對他們的活動限制,更新了他們對那幾個區域地理關係的認知,也暴露了城市在我們感官上構成的某種殘障。

另一個能摧毀距離感的因素,可在新市鎮規劃中略見一斑。將軍澳是香港的第七個新市鎮,與其他地區相比,將軍澳的一切都彷彿被放大了好幾十倍。極寬的馬路,巨大的建築體,遼闊的花園……大得難以用人的身體來量度。體積的突然增加強行將地面的脈絡切斷。雖然廣闊的遊樂設施令區內空氣舒暢不少,但某種「阻隔」其實無處不在。大部份佔據土地的是自我封閉的商場,它們靠天橋連接;而天橋也只是空虛的結構,僅僅把你送到另一頭,非來即往。當年的規劃為了追求「安全」,要求建築物以行人天橋連接,意圖達至人車分隔。可是,結果是地面完全被車子佔據,而天橋跟地面的活動模式比較起來,是單調又枯燥的。與此同時,在回歸前的換地政策、新市鎮規劃和地面覆蓋率等因素下(城市規劃和設計的種種因素,此文暫不探討),將軍澳的土地被大面積劃分和發展,導致今天「蛋糕樓」林立和沒有橫街窄巷的局面。在行人活動的角度來說,這是十分惡劣的體驗。

將軍澳被稱為「沒有街道的城市」,不是因為那裡缺少行人路,而是因為幾乎沒有合乎人體的街道體驗。建築物的地面層被交通運輸站進駐,對外的只有蒼白外牆和看著不懷好意的灰色通風口。港鐵站的地面出口總是站著幾個醜陋的地鐵通風塔,勸你還是直接進商場吧。每個物業體積龐大,街上的路程感覺遙遠又無聊,九龍和奧運站一帶也是差不多的例子。雖說這種規劃並不體貼人體比例,但其實可以用更靈活的設計來彌補不足,例如注重地面層的室內外交界設計、融入其他功能的天橋設計、增加建築物內各樓層與戶外地面的連接、多元化和體貼的街道設計……甚至把戶外行人、單車和室內網絡視為互相配合的元素。話雖如此,當中牽涉的卻不只是設計者的責任,還有規劃順序、不同物業如何在設計期配合、城市願景上的共識和參與者的合作模式等等。言歸正傳,「規劃」在香港是城市塑造的第一步。我們有沒有從舊社區和新市鎮中學習,並且找到解決舊問題和預防新困局的規劃與設計模式呢?

最後再提一個跟我們感受城市尺度有關的元素──建築空間與人體比例。相比城市規劃和交通模式,這一點很容易在公眾論述中忽略不談,因為難以用宏觀和客觀的角度評論。可是,跟身體最親密互動的,其實就是包圍我們的那一層空間。我們只有一個身體;在每一刻,它只能被一個空間所盛載。空間尺度在哪裡?它存在於舞台與觀眾席的距離、天花離頭頂有多遠、斜坡是筆直還是彎曲的、街道下一個拐彎處在多遠、桌子的形狀把你和情人拉得有多近、窗戶的大小對你來說是親密的還是空蕩蕩的。所以,不要只在乎建築物的功能是否足夠,能不能從城市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同樣重要的是其中的空間體驗。一個忽視人體比例的空間能把人置身於不安和失衡之中,就是逗留一秒都嫌多。「功能主義」一詞在香港還算普及,但我們一般的理解都是在功能分佈和規劃上,卻鮮有嘗試普及它與人體的密切關係。在現代建築裏具代表性的建築師柯比意(Le Corsbusier)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都曾高舉簡約的功能主義設計,但也不忘強調它跟人體比例和空間體驗不可分割(雖然把建築大師放上了桌面,但是「主義」和「大師」在這時代的意義容我們再另外探討)。

城市和建築本應是為了人類在原始的土地上安居而建立的。反觀現代城市,卻不難列出一大堆對人體的掣肘。人類天生的感官和對空間的判斷一再「被殘障」,但是我們卻逃不出這種生活模式。地鐵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望向全球一體化的現況,高速鐵路、飛機、郵輪、太空船、未來的隨意門式瞬間轉移……已經或將會把距離和時間扭曲得無法理解。眼前的全球抗疫十分困難,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地方距離根本不再是抵抗病毒散播的籌碼,每個人都可以在潛伏期內環遊世界,病毒只要坐上飛機就能賺取時間。再一次,大事件揭露了活在發達世界的我們的無能為力,城市和科技的進步造成了我們的「殘障」。我們能在未來的城市中,拿回定義生活距離的權利嗎?

小隹 / Jasmine Chan

想來想去,在狹縫中找點甚麼。從事建築設計,曾任明報世紀專欄作者,書誌執行編輯。寫文學空間、城市詩學、身體與城市、美學和文化。The city speaks to its inhabitants - and vice versa. Facebook: siujuichan / Instagram: siuj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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